如果这种机会变成了现实，邦联就没有任何理由要求享有财政权，甚至在革命后没有任何理由继续存在。

[16]有关研究，参见陈光中、张小玲：《中国刑事强制措施制度的改革与完善》，《政法论坛》2003年第5期。[30] 坚持和发展监察法治，已经体现在制定《国家监察法》的决定上。

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措施 。[26][德]毛雷尔著：《行政法学总论》，高家伟译，法律出版社2000年版，第168-169页。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在监察刑事案件程序的受案、撤案部分分别规定，对于不够刑事处罚需要行政处理的，对于撤销案件或者终止侦查但需要给予行政处理的，依法予以处理或者转为行政案件办理。李鹏同志在主持国务院工作时就针对监察工作强调：监察机关依靠什么来监察，首先是依靠法制。

在迅速行动成为问题的关键所在时，反腐败机构应当能够在得到法院命令之前冻结财产。[40]但是，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只要涉及公民人身权、财产权等宪法基本权利的，也应当受到司法的事后监督和审查。[7]参见毛昭晖著：《中国行政效能监察—理论、模式与方法》，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159页。

监察措施的种类、设定和实施，是研究其合法性的重要方面，也将会是《国家监察法》制定和《刑事诉讼法》等相关法律修订所需要重点研究的内容。这与《行政监察法》的立法目的相关，在保证政令畅通，维护行政纪律，促进廉政建设，改善行政管理，提高行政效能中，促进廉政建设只是其中一个方面。前已述及，双规措施是反腐败中最为有效，也是引发争议较大的措施。监察职能的再定位，将会影响监察措施的选择和设定，监察措施的法律性质也需要重新加以评析和定位。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41条的规定，公安机关在第一次讯问犯罪嫌疑人或者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的时候，应当告知犯罪嫌疑人有权委托律师作为辩护人。四监察措施的司法衔接 由于监察机关统合了行政监察、预防腐败和职务犯罪侦查职能。

监察法治 一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法治议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是一项事关全局的重大政治体制改革，也是国家监察制度的顶层设计，其目的在于建立党统一领导下的国家反腐败工作机构，[1]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反腐败工作的全过程。[10]在纪检监察合署办公后，有关领导同志反复强调不能因为反腐败斗争遇到的矛盾和困难很多，就把工作重点放到对法规政策执行情况的监督检查方面。（二）行政性留置等涉及公民基本权利的监察措施的法律救济 监察机关办理职务违法案件，也需要与司法合理衔接。摘要:  监察措施的合法性是监察体制改革的实质性法治议题。

还是要靠法制，搞法制靠得住些。在法律技术上，只需要在《国家监察法》上作出特别规定，然后由《行政诉讼法》第12条第2款人民法院受理法律、法规规定可以提起诉讼的其他案件加以容纳。从性质上来说，监察机关与被调查人的关系，不完全等同于行政法上行政主体与行政相对人的关系，因此其不属于《行政诉讼法》的受案范围。新的国家监察机关所采取的监察措施多元混合，但是并没有创制出新的权力类型，也没有根本改变监察措施的法律性质。

但是，关于监察措施方面的考虑，其落脚点几乎都在赋予监察部门行政处分权。[42]季耀昆：《行政监察对象应为所有国家公务员我市有关部门就行政监察法（修订）草案提出修改建议》，《济南日报》2009年4月24日，第15版。

职务违法案件的调查，在能否获得律师的法律服务方面，也可以按照上述思路加以明确。马怀德：《国家监察体制改革的重要意义和主要任务》，《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第19-20页。

三是缺乏调查取证的手段。讯问和搜查则属于刑事侦查措施。其中，职务犯罪调查措施属于刑事侦查，职务违法行为调查措施属于行政性措施。其实，纪检监察部门在合署办公前后，都重视案件查处的分工协作。反腐败机构有权冻结那些被怀疑属于正在接受调查者的资产，这一点很重要。但是，这些措施的性质，并不会因为统一由监察机关行使而发生本质的变化。

在多元的监察措施由同一机关行使后，需要对程序进行妥当设置。（三）律师介入与国家责任 在监察机关办理案件过程中，被调查对象委托律师介人的权利应当予以充分保障。

1988年，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和监察部发布《关于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查处中分工协作的暂行规定》（中纪发[1988]1号），指出按照党政分开的原则，明确党的纪律检查机关和国家行政监察机关在案件检查处理工作中的关系，做到各司其职，分工协作。该章内容在全国人大常委会的试点决定中并未被暂停实施。

2010年《行政监察法》修订时，这一规定延续了下来。留置的期限，应当有妥当合理的规定。

[41] 在监察体制改革的制度设计中，可以对律师是否有权介入进行分类规定。对于这类案件，司法实务将其纳入行政诉讼的受案范围。对职务违法行为采取非刑事侦查措施，系行使行政性权力，也不难形成共识。但是，监察诉讼可以准用《行政诉讼法》，由人民法院行政审判庭受理。

采取监察措施总是在一定程序中进行。行政处置涉及辞退、开除公职的，则进入现行的相应救济途径中，自不待言。

没有权力和手段，这项工作做不好。调查职务犯罪行为时采取刑事留置措施的期限在17日-37日之间，不宜与刑事拘留、行政拘留和限制人身自由的行政强制措施的差别过大。

反腐败机构通常也拥有扣押和没收旅行证件，以防止嫌疑人逃逸的权力。此前，在行政监察体制下，基于监察行为属于行政机关内部行政行为的考虑，政纪案件的被调查人一直不能委托律师，监察部为此作出过专门的答复：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律师暂行条例》的规定，律师的业务范围主要是作为代理人或辩护人参加诉讼活动以及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活动。

这些规定，在2010年修正《行政监察法》时得到了延续。同时，查处政纪案件，也不属于调解、仲裁等非诉讼案件。此外，还有必要考虑设置国家补偿的救济途径。在大陆法系国家，例如德国，公务员管理关系在19世纪国家法和行政法理论中被作为内部行政对待，系国家与公民之间的一种特殊关系，即特别权力关系，总体上不受法律调整，而由行政机关根据职权发布必需的规则并在必要情况下实施侵益行为。

[6]《张德江：今年将行政监察法修改为国家监察法》，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71h/2017 - 03/08/c_129504841. htm;《许安标：国家监察法草案拟于2018年3月提请审议》， http://news. xinhuanet. com/politics/20171h/2017-03/09/c_129505422.htm，最后访问时间：[2017-03-11]。在监察措施的过程合法性方面，应遵循正当程序原则，妥当设置刑事和行政监察程序的分类与转换，尤其需要充分规定告知、陈述申辩、全程录音录像和听证等关键性程序权利或措施。

否则，监察程序上的规定，包括全程录音录像等，无法切实发挥效用，特别是如果查封、扣押、冻结出现不符合适用条件、超出范围、超出期限等违法情形，需要有相应的司法救济途径。进入专题： 国家监察体制改革 监察措施 。

[18]参见《李鹏同志在接见第一次全国监察工作会议代表时的讲话（1988年12月23日）》，载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部编：《中国监察年鉴（1987-1991] 》]，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4页。特别需要详加研究、充分讨论、妥善规定的是留置的适用条件、期限、程序和救济途径等内容。